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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 王见勇：出身不好的我，高中考两次，大学也考两次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王见勇，甘肃静宁人，1956年生，1974年静宁李店（成纪）中学高中毕业。毕业后赴宁夏灵武农场劳动，1978年考取宁夏大学数学系，1987年考取研究生。大学数学教师，教授，已退休。
作者：王见勇
先从高中说起吧，我的高中是考了两次才考上的。我是甘肃静宁人，1971年底初中毕业，投考了我们相邻公社的李店中学（现成纪中学），我们公社没有高中。文革造成的混乱使那时中小学的毕业升学改在了冬季。记得那次考题有一定难度，考场纪律也还严肃。由于平时基础较好，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但1972年春节过后看榜知道未被录取。
一位熟人帮忙打听得知，按成绩排名应该录取，但我的政审没有过关。原因是我父亲三十年代平凉师范毕业，从事教育工作，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剥夺公职，回乡劳动。
没有办法，托人补习了一年初二。那时的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这年夏天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被推荐报考了一次平凉师范，但最后也没有被录取。到底是后来又被认为教育不好了抑或其它原因，不得而知。1972年底我第二次报考李店中学，结果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同龄人都记得，1972年后半年我们碰上了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那次中考是全国文革十年中最为严肃的一次。我想这次能被录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这昙花一现的“回潮”大势，第二是自己名列第一的考试成绩，二者缺一不可，因为升学政审从文革前一直持续到了文革后的若干年。
然而比较正常的高中学习只持续了半年，1973年夏天，在高层另一派别利用辽宁张铁生白卷事件和河南马振扶学生自杀事件掀起反击“回潮”的潮流之后，学校又陷入了严重混乱，直到文革结束。
1974年11月高中快要毕业时，接到了小姐从宁夏灵武发来的电报，让我去灵武农场落户劳动。在想吃饱肚子和躲避政治高压的双重愿望驱使下，我没有听从老师让等等毕业考试的建议，果断出门奔赴宁夏，准备放弃即将到手的高中毕业证书。
幸运的是在我返回老家转移户口时，在老师和校长的关怀下，学校给了我一次补考机会，让我意外地收获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书。人生真是机缘巧合的产物，如果缺了这张证书，后来我将永远失去报考大学的资格，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我怀揣这张当时看来百无一用的毕业证书，去宁夏灵武农场开始了在土中刨食的生涯。即使有庄生梦蝶的能力，那时我也不敢梦想以后还有能用这张毕业证书报考大学的机会。但父亲毕竟见多识广，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闲下来要经常翻翻书本，不要总怨别人不用你，假如有一天有人真要用你，你拿什么应付人家呢？”
可能是听了父亲的建议，也可能是本身的性格和兴趣使然，除了锨锹锄镰等劳动工具外，我在宿舍总还备有纸笔和三两本书。由于无法想象还有升学的机会，我读过的中学课本没有从老家带来，平时手头的几本书都是从农场队上团支部图书室借来的文科书。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图书归我管。
记得到农场后的1975、1976两年，我所在的小队都有人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学员选拔，而且确有一位成功“上岸”，但那事好像很神秘，除了与权力沾亲带故者外，连一般出身好的老职工子女都摸不着门道，更别提像我这种双重外人了，连想都不敢想。
1976年秋天文革结束后，1977年的春夏好像再没有推荐工农兵学员，而且有人传言国家可能要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由于从小学开始就看惯也经历惯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审查，当时我不敢相信还有不经组织推荐和政治审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高考制度。直到这年深秋从高音喇叭中清清楚楚地听到，从报纸上明明白白地看到有关政策后，我才相信了这种消息的真实性。
于是到了11月下旬，没有也不必征得领导同意，我和队上几个伙伴一起去农场场部报了名。我主报了数学专业，考试时间定在了12月中旬。那时志愿填报在考试前进行，完全就是瞎子摸象，靠碰。不知为何，我们队上还有那么多的高中生没去报名，特别是前几年被多次推荐参加工农兵学员选拔而未中的那几位，没有一个报名的。
考虑到考取的可能性极小，我没有请假备考，复习只在业余时间进行。我在老家读过的高中课本没有带来，只得找跟前一位没有报名的小伙伴借了一套人家用过的教材。语文没有复习，政治临到跟前划了划，背了背，精力全部花在了数理化上。
1977年高考分省出题，翻开借来的宁夏教材一看，发现与我在老家用过的甘肃教材完全是两码事，宁夏用的是北京教材，比甘肃教材内容全面又深刻了许多。例如排列组合，忘了我们没学还是甘肃教材中压根没有安排，但在宁夏或北京教材中却占了很大篇幅。我仔细读了两天，对排列似乎有了那么点意思，但一做题目却又什么都不会。一翻组合发现更难，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排列组合的复习。尽管准备得那样不充分，在后来的语文和数学考场上我还是得到了监考老师的特别关注与赞许的眼神。
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四场考试分两天进行，考场设在灵武县城一所小学，离农场我们队也就十几里路，早晨骑自行车去，下午考完即回。第一天中午在街上吃了点饭后，去此小学一位熟人老师宿舍想休息一下，不料人家小姨子也在参加考试，打了个招呼后便在校园内转悠，直到下午考试。第二天中午在饭馆里多磨蹭了一会儿，然后就在街上瞎逛。那时的人不值钱，没有听说有谁租房高考的。
经过一个来月的等待，听说县文教局张榜公布了成绩上线名单，前去一看，发现我的姓名忝列榜单，大专以上好像全县也就三四十人。紧接着就是对上榜生进行体检。明知自己身体不错，但体检那天还是非常紧张，甚至比考试还要紧张，原因是考试时没报多少希望，而现在似乎成功就在眼前，希望与杂念自然使人担心或者过度紧张。
体检之后让人揪心的等待才真正开始了。从体检十几天后开始，天天盼着邮递员带来好消息，但每次都没有结果。1978年春节前后不断听到有人被录取的消息，但就是没有自己，于是节后去县文教局咨询了一趟。接待的老师听我简介后分析说，未被录取的原因估计是政审不过关。
真见鬼，怕什么来什么。当时我报名表上父亲的身份仍然填的是“历史反革命”，但是相信了宣传，心存侥幸，希望录取时不受影响。虽然大政策允许我们这样的人报考，但从录取情况可以看出，在二十几年的惯性作用下，具体的录取政策和招生人员的弯转得不可能那样痛快。
有一件事情充分说明了有些人的这个弯转得多么艰难与痛苦。大四即将毕业时，我和对象明确了恋爱关系。一次为某事去了趟她姐夫上班的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秘书科，见到一位文革后期曾到我所在的农场蹲点社教的人也在同科上班。后来连襟告诉大姨子那人问他：“你们好好的一家人，怎么和那样的人家结亲？”要知道那时已是1982年的春天，冤假错案平反基本结束，地富反坏右几乎全被摘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席卷全国。就是文革结束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把当年的贱民一视同仁心存芥蒂，他们总愿把人从出身上也分出个三六九等。
随着春节后农场开工上班，被大学录取的希望好像越来越渺茫了。这时农场通知要在青年职工中通过考试招聘一批教师，充实本场十来所中小学的教师队伍。报名的好像有四五十人，考试在场部中学进行。我感觉考试考得也不错，毕竟在全县只有三四十人上榜的高考中能够胜出，按成绩在农场招聘中应该也能录取，但是最终也没有接到录取通知。心有不甘，一天去场部托在机关上班的一位远亲探问，场教育专干明确告诉选拔已经结束，我没有被录取。至此我也就死了心，估计政审不过关和没有过硬的熟人关系两个原因兼而有之。
好像到了三四月，队上和我一起报名参加了高考的一位姑娘告诉我，据在场部中学当老师的她舅说，许多学校第一批没有录满，可能要放宽条件，在因政审不过关的上线考生中再行补录，似乎让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此后一天天的等待仍无果，到了五月也就不再指望了。
在参加77级高考和农场教师招聘两次失败让我灰心丧气之时，收到了父亲从家乡寄来的一封重要来信。信中说，经过重新审查，当地县政府宣布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属于错划，即日起予以平反摘帽。可能没有找到任何出格言论，在1957年的反右中父亲没被打成右派，但又因何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呢？当时没人告诉，本人也不敢去问，以为就是运动组织者搂草打兔子式的顺手牵羊。
直到1978年摘帽时才被告知，罪状竟然是反右中有人发现了三十年代父亲读平凉师范时的一份学校三青团名单上有他，而组织者根据旧政权曾在1947年有将当时的三青团集体划转国民党的举措，所以推定父亲也是国民党员。按照解放后的政策，三青团不予追究，而国民党员是要查办的。
父亲1933年8月入读平凉师范第二届简易师范班，1937年毕业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从来没有申请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青年组织，父亲工作后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自认为与三青团早已毫无干系了。但没有想到在没有任何知情人和具体划转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二十几年前的一份表格和十年前的一项政策，就将一个乡村教师打成国民党员，不负责任到了何种程度！被强加的这项冤罪不但让父亲被开除公职，受尽凌辱二十几年，而且殃及整个家庭甚至亲戚，应该向谁诉说？
接到父亲来信后我总算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冤屈的心，高兴地完成了78级的高考报名，第一志愿填报了宁夏大学数学系，政审表上写明了父亲曾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已于不久前被平反摘帽的事实后，便放心地交给了农场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那时的政审我的理解是由农场政治处审核，在表格上加注意见后盖章上报。我想表格上已有老家的通信地址，只要政审人员按照地址一联系，老家政府便会进行电话或者电报确认，或者邮来平反证明。平反事宜归属政治范畴，只能由组织出面，个人无权插手。满心想着今年高考除了成绩，再也没有需要担心的事情了。
然而我想得太简单了。报名表上交十来天后，有人代话让我到县文教局去一趟。早晨骑车去后，文教局一位主管老师告诉我，农场转来的政审材料上只盖了个公章，并没有加注对父亲平反的确认意见，更没有从老家转来的平反证明，这样的没有明确结论的政审材料可能对录取产生不利影响。可能上一届因为政审没被录取，这一次主管老师对我的材料给予了特别关注。当看到材料中又有瑕疵后便产生了恻隐之心，于是抽出材料，让我拿回农场，请相关部门加注明确意见或者补充证明材料。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此事让我对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对百姓的敷衍与老师对学生的拳拳爱心产生了初步而又持久的印象。
当我拿着材料找到农场政治处办事人员时，人家说盖章就算数，再没有办法。看我站着不走，他让我去找场长。大中午的我饭也没吃，打听着找到了场长家，不巧场长正在午休。在屋外等到场长睡醒已是下午上班时间，他让我第二天早晨去政治处找姚主任处理。在忐忑不安中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去场政治处找到了姚主任。
姚主任40来岁，是一位像家门大嫂一样随和的女同志。当听了我的陈述，知道因为政审原因导致我77级高考和农场老师招聘两次落败的经历后，主任给予了深深的同情，痛快地答应将马上和我们老家政府联系，取得父亲平反昭雪的证明，决不让政审再次误事。我临走时她再次强调让我放心，他们一定抓紧办理。
过了十来天，当我再次去问询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证明材料已经办妥上交了，让我安心复习备考。我上大学后还常常想起文教局老师与姚主任对我的帮助，不料没过几年，当我再次跟人提起姚主任时，那人却说主任已经因病英年早逝了，让我唏嘘不已。
说来有趣，先一年77级高考我所在的农场小队还有四五个人报名，到了第二年78级报名的就剩我一个了。当队上书记知道我第二次报名参加高考时在背后议论：“他还考什么，考上也走不了。”这是我们一起干活的一位姑娘告诉我的。其实那时我父亲的问题已经解决，政审材料也已办妥，只是我没有必要告诉他而已。
当年对我复习给予很大帮助的三个人让我至今念念不忘。当时已在小学任教的书记弟弟开始和我一起复习备考，他问我数学，我问他物理，合作得还挺愉快，但到报名时他却打了退堂鼓，而把手上一本厚厚的油印复习资料送给了我，而且真诚地祝福我成功，与其兄长的小肚鸡肠判若鸿沟。这家伙农场中学毕业，搜集资料自然比我方便，水平也还不错，如果全力以赴的话是很有可能考上的，哪怕多考两次。那时政策松宽，考四五次的也大有人在。但现实是人家已经有了小学老师这个铁饭碗，一看考大学太难也就作罢了。这样看来，人有退路并非总是好事。
二是队上小学的崔校长，对我上一次高考与教师招考的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且托朋友给我买来了《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两册，鼓励我好好复习。要知那时文化的命已被革了十年有余，除了课本和“雄文四卷”等政治书籍外，数理化类参考书非常稀缺，对于我这偏居农场小队的外来户来说更是如此。
三是在宁夏财政厅工作的我的一位堂叔。叔家堂妹比我小两岁，那年也在银川备考。作为省会城市，信息和复习资料自然比农场丰富得多。知道我也备考，堂妹能得到的资料尽量搜集双份，叔叔塞了满满一大牛皮纸信封邮寄给了我，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感到胸中一股暖流在涌动。
当时既缺复习资料，也没有一位可以请教的老师。本队的伙伴指望不了，场部有的是高中老师，但是一则不认识，再则十几里路程阻隔也指望不上，因为我一直在上着班。我没有因为复习备考请过一天假，由于那年我一个人负责一道渠子上百亩稻田的灌水和管理，交给别人临时代管一段的确也不太方便，只在正式高考时才由主管副队长派人替换了两天。
第一次高考从知道消息到考试一个多月，没有时间认真复习，也就是瞎碰。这一次稍好一点，但备考时间也就半年不到。缺资料，无老师，我的备考全靠自己瞎折腾；时间紧，遇到啃不动的东西只有放弃，只能祈祷考卷上不要碰到，藉此保持心态平和，不致过度焦虑。
距离考试只有五六天时，队上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彻底打乱了我的复习备考。那天中午去食堂打饭时知道，给我们煮饭的那位年轻炊事员早晨发生了触电事故，已被送往场部医院抢救。
食堂有三个炊事员，这位年轻的三十不到，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和我们这些搭伙的食客非常融洽。那天他伸出湿手抓了一把挂在横过灶房的铁丝上的湿毛巾，一道蓝光闪过，人被电翻在地。待人赶到救助时已经不省人事，大家火速将其送往场部医院抢救。
随后电工一查，原来是什么机器用的380伏的动力电线搭在了挂毛巾的铁丝上，且电线绝缘层破损使铁丝带电所致。如果只是220伏的照明电的话，情况可能不会这么糟糕。平时晚上我一个人上稻田渠子看水不在话下，但当天晚上非去一趟不可时，我却有点害怕，后来喊上路口遇到的商店售货员陪我，好赖熬过了这艰难的一趟。
炊事员抢救了一天一夜，终究无力回天，第二天将其尸首拉回暂厝在了我们宿舍旁边的那间临时工棚内，准备追悼和安葬。那个年代没有冷藏冰柜，大夏天的，安装了大功率电风扇驱蝇防腐。我们宿舍远离家属区，尽管我白天不怕，可是一到晚上听到电风扇呜呜响个不停，不由使人头皮发麻，毛骨悚然，再也无法静心复习。
这时多么希望同住的伙伴们能在宿舍，但他们都出去玩了，直到午夜才回来，吓得我一夜什么也没干成，而且后半夜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如既往。本来平时晚上希望伙伴们出去游玩，好让我一人安静复习，但这两天我是多么希望他们不要出去，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虽然出事第四天人就安葬了，但这样的几天折腾让我白天头晕，晚上失眠。出事的第五天，也就是高考前一天的早晨，团支部书记让我去场部团委开个会，放松一下，我想反正复习不成，正好找到心安理得不翻书的借口了。
当天晚上我想，经过这一番折腾，几天没有复习事小，头晕脑涨事大，看来这次高考又要泡汤了。但是由于白天开会放松和几夜失眠太困，这天后半夜我竟然睡着了。虽然第二天上考场后精神还是有点不爽，但比前几天好了很多。两天考完后，除了物理感觉很不理想外，其它功课的解答好像也还将就，谢天谢地！
1978年的高考7月下旬进行，直到十一国庆前后我才收到了宁夏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正式入学已到11月初了。经过多年的政治风暴，地处偏远的宁夏大学数学系反倒集中了以北师大研究生为主体的一批优秀老师，让我终身受益，至今念念不忘。恩师们不但教给我们知识和为人之道，也教给我治学的方法和信心。在他们的鼓励下通过考研我也成了一位高校老师，而且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取得了一些应有的学术成就。
回想我的高中考了两次，其间夹了个投考平凉师范；我的大学考了两次，其间夹了个农场教师招考，每进一步都要经历两次失败的坎坷与曲折，四次坎坷都是因为政治审查，两次成功都是因为碰上了国家大政松宽的良好机遇。粗看个人的命运就是机遇，而机遇往往取决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关心国家大事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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